江南第一媳江南第一媳专访郑永年: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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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第一媳专访郑永年:下一步,怎么办?

在宁津县,开展“柳下夜话”活动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形式。老石碾、小马扎,我说你听,我问你答,从柴米油盐到村情国事,从人居环境到乡村振兴,从干部“端菜”到群众“点菜”……“柳下夜话”活动现场,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面对面交流,拉家常、商农事、讲政策、谋发展,搭建了干群互动的平台。

  当下,经济承压,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现实的江南第一媳问题和挑战,经济改革关注度很大,我们该如何破局?  近期,我们就这些相关问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做了交流,郑老师认为:“当下面临的挑战,一个是发展不足,一个是监管过度,有的地方甚至是控制过度”,而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赋权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使他们活跃起来”。  另外,郑老师还提出,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要有连续性,“清理旧法要比立新法更重要,法律和政策一定要有一致性”。对于科技创新,郑老师表示:“如果一个社会的科研资源向老人倾斜,那这个社会是毫无希望。科研资源只有向年轻人倾斜,这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  以下为采访全文,干货满满,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述: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  采访:孙允广正和岛内容总监、微信主编  编辑:贺锦格  来源:正和岛  因此,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问题,更别说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了。  为什么我们把“发展”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呢?因为发展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发展本身又产生新问题,新问题则通过继续发展得到解决。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如此,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世界上那么多领袖,李光耀先生最崇拜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个普世的真理。  正和岛  ,赞47  我想,“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是全面共识了,“高质量发展”也是,社会各界都在强调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相适应。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又不一样。  比如美国,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当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从以前的“工业化3.0”到了最领先的“工业化4.0”,像比较厉害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  美国为什么现在民粹主义那么兴盛、社会不稳定呢?  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美国的中产阶级还维持在65%左右,随后每年都在下降,现在只有50%左右。社会分化非常严重,这是个大问题。  美国以前被称为中产社会,现在大家把它叫做富豪社会,极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这说明它们生产力太发达,但是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需要调整。  我们和美国不同。美国完全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经济体,经济、科技发展一马平川,资本毫无制约,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制约。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种,美国哪有什么规制体系。所以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经济在发展,上层建筑却没有能力来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调整生产关系。要使得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就拿科研领域举例,我们明明投入得很多,但为什么创新能力不足呢?你去看看我们的资源分配体系、科研体制,看看两院院士制度的改革有没有实质性进展?  比如两院制度的改革,我观察到,无论是北美、欧洲、新加坡还是哪个国家,  去看我们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比较少?肯定不是基因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跑到其他国家就能获奖呢?  我浙江老家有人告诉我,美国生产芯片的一大帮都是浙江人,几乎垄断了美国的芯片行业。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行呢?放到以前还说有个物质制约,现在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1.3万美金了,所以经济也不是个问题。  那肯定是上层建筑层面需要调整,像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体系的因素需要改革。  我们都知道80年代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先生,邓小平为什么三次提及他?那表明地方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在大家的认知里,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的,不能有任何私人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反而改革更容易一些。人们的思想不像以前那么僵化,也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前是没有钱的,所以人们说开放倒逼改革,开放就是第一波资本。  你看互联网行业在以前是新的,到了现在,新能源领域起来了,这个领域也是新的。现在并不是没有新的领域了,照样还有。  那这个公平的环境能不能做到,我觉得通过制度改革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就需要体制的改革了,当然哪个国家的体制改革都很难。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很难。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基本上国有企业就是管行业、管领域,管涉及国计民生、基础设施的重要领域。  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分工是比较合适的,有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就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竞争性的行业给民营企业来做。  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变了,从以前的管行业变成管资本了。一管资本的话,国有企业就会哪里有钱去哪里。它不仅仅是资本,背后还有一个行政权力。  国有资本负责什么?民营资本做什么?像新加坡的淡马锡精神是什么呢?  亚当·斯密说每个人都追求私利,从而最后实现公共福利,这是很理想的状态。  具体到国家政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社会保障领域这块,公共租房很重要,医药体制改革很重要,等等。我去过西北和东南沿海,它们就像是两个世界一样。改革不可能一刀切地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先改革,这一点很重要。  8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依靠政府,一方面依靠企业。  根据我的观察,日本当时的情况是电子产业被美国打压后,没有新产业出现了。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的新兴产业还有很多种,不像日本这种情况。  另外日本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的错误引导,它放弃了自己以前的制度优势,引入西方的一套制度,像后来的安倍经济学就是完全采用。  很多人现在羡慕日本的股票涨到历史高峰,好像日本失去的繁荣又回来了,这是虚假的。  我并不认为日本已经走出来了,它还会失去很多年。  但这并不证明日本更强了。因为中美之间的对立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日本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这不是它自己的优势。  日本现在的经济有什么好呢?没什么。现在他们的股票完全是靠金融流动支撑起来,你去看看它的基本面,去看看它的人口。他们的人口毫无增加的希望,移民也有体制改革的问题,他们的老百姓从心理就不向外来人口开放。  回到中国,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多少、日本是多少。中国有70%的老百姓还处于一个穷则思变的过程中。我们名义上说有4亿中产,占总人口的30%还不到。  日本有一个优势就是先富后老,他们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人均GDP达到五六万美金了。  70%的人还是未富,这是最大的动力,就看我们的体制怎么改革了。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要放在4亿中产上,还是10亿未富的低于中产的人群上。  中产很重要,声音也很大,但是4亿中产的可持续发展,不只是自己的发展。如果其他10亿人口不发展的话,这4亿中产也是发展不了的。  为什么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富裕起来?他们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产达到了65%-70%。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增长比日本快,为什么中产停留在30%?另外还有35%本应成为中产的人去了哪里?  我觉得中国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我并不认为中国好像陷入了有人很悲观说的那一套,中国完全不是日本。  我们有时会过度地侧重于国家权力,而放弃了市场的权力。但美国的举国体制把发展做好了,社会却没有保护好。  新加坡更是举国体制。我个人觉得我们能不能向有效的举国体制进行参考和学习。  “工业4.0”最早是德国提出来的,但德国除了传统产业有一点升级,其他创新什么也没有。现在欧洲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因为规则体系密密麻麻的。  所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相适应,要找到一个均衡点,这是关键,也是全世界现在面临的问题。  有些嵌入美国之内,有些嵌入中国的经济体系之内,所以它要搞均衡,要小心翼翼的生活。  我们外面的人看新加坡很光彩,大量的资本涌入、专业人才涌入,但新加坡的老百姓其实没有获得感,内部的政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现在要把国家交给年轻人,年轻一代对社会更加敏感。  从事物的正反两面看,新加坡在东西方的发展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均衡点,既有社会保障、公共住房、医疗、教育,又没有走西方的福利路线。学习了西方的选举,但又避免了西方的民粹主义。保证了经济的自由,同时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当然你可以说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国家,比较好治理。不过我想原则是一样的,汪道涵先生还曾说过呢:  在外交上,如果拜登当选,根据他之前的4年执政历程,我们基本还有一个预期。但即使他当选,中美关系也不会好,可能不会有太激进的变化。  现在地缘冲突不断,俄乌战争、中东、美国影响我们的周边环境,整个东亚和亚太地区成为了火药桶。  中东很难成为世界大战的阵地,欧洲俄乌战争打了好几年,大家只是要找一个台阶下。  我们既要实现国内的中国式现代化,又要维持相对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而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特朗普和拜登谁执政。  这也是属于改革的一个部分,  如果没有一致性,不确定性就会大大提高,那没人会去干活的。假如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企业家也不敢去创业了。这是个普遍性的道理,与其他无关,和人性相关。  为什么大家对三中全会寄予厚望,因为它是讲体制改革的,是人们所期望的。  任何发展都有它的历史性,邓小平时代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是因为要解决贫困的问题。前些年的共同富裕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假如你是造车的,但是你的工人仍然很穷,买不起你的车,那你这个老板也很难当下去。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讲均衡发展,讲生产力要适应生产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个基本骨架。  谁来消费、消费什么?对于中国30%的中产来说,他该消费的都消费了,还消费什么呢?对于70%还不是中产的人群来说,他们的消费力不足。  因为就算是再穷的社会,也总有少数人消费是过度的,大部分人消费是不足的。只有中产社会才是可持续的消费社会。  所以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培养出中国的中产社会。  不管是独角兽企业,还是生物医药,我们各个领域都要投资。技术也是投资,投资依然很重要。所以盲目用西方水平来讲我们的消费,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根本是胡扯,完全是拿着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看中国。  如何才能提高消费,消费什么?  比如一杯咖啡5块钱,有人会觉得很满意。但是50块钱呢,他可能早就跑掉了。这个消费水平怎么提高?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大部分都来自民营经济领域,以前外资进来和民营资本合作,就产生了很多独角兽。现在更多叫风险资本,引入西方的(中国实际上没有风险资本)。当前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外资受到了美国的经济战略影响。  但实际上中国是有独角兽企业的,改革开放40多年,通过学习借鉴和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非常高。  比如说生物医药,因为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的转化都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的话就没法生存下去。  但我们现在的医保体系讲究全民医保,很多药品的价格降得非常低,这个独角兽如果要在中国转化的话,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一出国,药的价格就涨上来了,所以独角兽企业为什么不出国呢?  还有流程审批的问题。上次马斯克讲的一段话很重要,  有些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有些是制度成本太高,所以有些独角兽企业很理性地选择了出海。有些独角兽不应该出海的,但是选择了出海。这还是关于独角兽企业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的问题,与营商环境有关。  他们的住房也是这样,80%都是公共住房,20%的市场则给那些富人。比如我们传统的房地产已经到了居住的顶点了,怎么救也救不活,维持稳定就不错了。但是高质量的房地产又发展不起来,那就学学新加坡。我们不说80%,哪怕是拿出50%或者30%。  那能不能考虑,让房地产成为中产以上家庭的一个财富载体呢?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就是这样的,不管是在哪里当了大官,或者发了财,最后都要回到老百姓的家乡去盖一个豪宅,这些都是财富的载体,总比资本浪费和流失好吧。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改革,是体制机制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这部分“科学人口”,他们只希望政府不要来打扰自己,只要有相对体面的生活,能自由地去发挥和追求自己的兴趣就行。  你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大富大贵的吗?他们对挣钱也不感兴趣。像美国,给这部分人自由,就是最有效的举国体制。国家如果什么都规定了,就只能是赶超经济,表明国家本身已经落后了。  那么0到1如何产生呢?肯定不会产生在政府,从世界来看,它们都是产生在个人。爱因斯坦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从0到1的原始idea与政府、家庭都没有关系,人类的观点就是自然生成的,又不是培养出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方有些过度的自由也有问题。严复最早翻译那个《论自由》,他不知道“自由”怎么翻译,就根据意识流翻译成《群己权界论》。  这个权力的界限在哪里?自由的这个“自”,本身就有条件,不是说你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可以胡来。不是这样的,不加限制的自由就不叫自由了。  但现在变成了学习就是为了学习,所以我说无用。美国人的创造能力很惊人,他们对现成的知识不那么在意。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从来没有跳出教学、传授知识的范畴。教学应该是从小开始,教你刺激自己的脑筋去创造,而不是死记硬背。  教育体系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了,我们是浪费人才。每年到了毕业季,一千多万的人口要就业,大家都为这新一波的劳动大军担忧。  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谁来调整呢?企业吗,还是大学,肯定是教育要调整。  责任编辑: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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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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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青岛黄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