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锡伯文，满文可能已经断绝了。”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采访时，当地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样自豪地告诉记者。据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支锡伯族人的力量，在整理和翻译满文档案。　　锡伯文与满文到底是什么关系，何以能够保留已经被众多满族人遗失的那把进入满族语言文字大门的钥匙？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学者，又在满文历史档案事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层楼的办公室，采访满文部主任吴元丰。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疆锡伯族人保留了满语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很有价值的事情，作为从事和研究满文档案锡伯族的学者，请您介绍一下。　　吴元丰：满文、蒙文和锡伯文的文字之间有传承和改造的关系。满文是通过蒙文发展过来的，在努尔哈赤时期，因为需要创制文字，在造型、基本特点、书写方式等方面参考了蒙文。大概30多年之后，天聪六年（1632）左右，因在使用中发现这种文字存在诸多不便，特别是人名、地名等拼写方法困难，皇太极命达海改进为加圈点的新满文，至今使用的就是这套文字。　　锡伯族原为东北少数民族，目前在族源问题上普遍认同鲜卑后裔说。我个人认为，除研究族源问题地缘因素同样重要。在东北，满族的原居住地靠东，而锡伯族原居住地靠西，两者并不同源。另外，通过统计大量的康熙年间锡伯族的人名发现，满族人名并不多，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名。而锡伯族与东胡有关这没有问题，从地缘说认为其为鲜卑后裔是可以成立的。　　通过文献得知，明末清初锡伯族已经定居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锡伯族曾经参加“九部之战”，在科尔沁蒙古首领统率下攻打努尔哈赤，结果战败。虽然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战役后，喀尔喀人东来，引起康熙帝担心，准备设置防线，但是兵力不够，此时就想到了锡伯族。康熙派托音活佛说服科尔沁将锡伯族献出编入八旗。此时，锡伯族一部分住在齐齐哈尔，一部分在今天吉林的扶余县，还有一部分在吉林市（当时称吉林乌拉）。　　锡伯族接受满族文化也比较早。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已经辐射到锡伯族。在康熙年间中俄尼布楚谈判时，需要交流满蒙两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就调用了锡伯族翻译。这就说明，当时锡伯族内已有一部分人使用满语文了。　　后来，锡伯族又被分开，一半迁到北京，一半迁到辽宁。在辽宁的这部分锡伯人，被编入了满洲八旗，没有自己独立的牛录了，分别编入满洲牛录，逐渐完全接受了满洲语文。档案显示，在乾隆年间，辽宁和北京地区的不少满族人开始不会讲满语时，锡伯人的满语就相当好。　　1764年后，西迁到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人一直在学习满文，除了会说满语之外，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都会说，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还有一部分锡伯族人到俄国去留学，自然会学俄语。锡伯族文化的包容性特别强，但这并不等于放弃本民族的东西。民国时期，新疆成立过影响比较大的锡索满文化促进分会，其成员大部分是锡伯族人。当时，苏联在中亚的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中国使馆的领事都是锡伯族人。由于他们的关系，很多锡伯族学生前去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锡伯族人所讲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1945年，有识之士对新疆锡伯族所使用的满文进行了改造，并正式称之为锡伯文。当时伊犁发行的纸币上便印上了锡伯文。另外，当地还创办了锡伯文白话报。　　锡伯文的来源及与满文的关系，这需要科学地看待。语言和文字都有一定的发展路线，满文来自蒙古文，蒙古文来自回鹘文，锡伯文来自满文，而且新疆锡伯族的母语与满文语十分接近。　　1945年后，经过改造满文，锡伯文定型。此时，锡伯族离开东北故土在新疆生活了已有两百多年。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产生适合自己语言发展特点的文字，这是历史的必然和需要。　　我虽然不懂满文，但到北京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满文。看两三百年前的档案，除了某些专有的词汇，没什么障碍。这就说明锡伯文和满文的关系是很接近的，两者的差异最多可能不到10%。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加培训班的事情是怎样的？当时在这些培训班中锡伯族人有多少？　　吴元丰：整理和研究满文档案，满文人才是一个必要条件，解放初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创办满文培训班，郭沫若先生便委托罗常培、范文澜两位先生去办。60年代，经过50年代民族调查发现新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满语文非常接近。总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把培养满文人才的事交代给国家民委主任刘春办理。　　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按照国家民委的要求开设了满文班，班上的3位满文老师都是锡伯族人，3个学生也是锡伯族人。他们经过5年的学习和培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文人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满文专业人员。而后，这批人同样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国家满文档案、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教学方面人才的中流砥柱。　　锡伯族人使用满语，可以说有种使用母语的感觉，虽然有差别，但是仍有很深的渊源。没有锡伯文和锡伯族，满文可能已经是死文字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提供“找回”满文、延续记忆的功能，锡伯语文自身的价值如何？　　吴元丰：这种语言太重要了。现在呼吁保护濒危物种的人比较多，但是语言保护方面受到的关注并不够，我希望像保护濒危动物一样保护濒危的语言。　　我国56个民族中，满族是在文献方面贡献最多的民族之一，满文历史文献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档案就有1000多万件，其中明朝档案3000余件，满文档案200余万件。除此之外，我国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台湾等地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满文图书。在国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满文档案收藏。只要满文档案存在，锡伯文就永远有需要。张春海

　　　“如果没有锡伯文，满文可能已经断绝了。”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采访时，当地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样自豪地告诉记者。据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支锡伯族人的力量，在整理和翻译满文档案。　　锡伯文与满文到底是什么关系，何以能够保留已经被众多满族人遗失的那把进入满族语言文字大门的钥匙？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学者，又在满文历史档案事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层楼的办公室，采访满文部主任吴元丰。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疆锡伯族人保留了满语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很有价值的事情，作为从事和研究满文档案锡伯族的学者，请您介绍一下。　　吴元丰：满文、蒙文和锡伯文的文字之间有传承和改造的关系。满文是通过蒙文发展过来的，在努尔哈赤时期，因为需要创制文字，在造型、基本特点、书写方式等方面参考了蒙文。大概30多年之后，天聪六年（1632）左右，因在使用中发现这种文字存在诸多不便，特别是人名、地名等拼写方法困难，皇太极命达海改进为加圈点的新满文，至今使用的就是这套文字。　　锡伯族原为东北少数民族，目前在族源问题上普遍认同鲜卑后裔说。我个人认为，除研究族源问题地缘因素同样重要。在东北，满族的原居住地靠东，而锡伯族原居住地靠西，两者并不同源。另外，通过统计大量的康熙年间锡伯族的人名发现，满族人名并不多，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名。而锡伯族与东胡有关这没有问题，从地缘说认为其为鲜卑后裔是可以成立的。　　通过文献得知，明末清初锡伯族已经定居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锡伯族曾经参加“九部之战”，在科尔沁蒙古首领统率下攻打努尔哈赤，结果战败。虽然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战役后，喀尔喀人东来，引起康熙帝担心，准备设置防线，但是兵力不够，此时就想到了锡伯族。康熙派托音活佛说服科尔沁将锡伯族献出编入八旗。此时，锡伯族一部分住在齐齐哈尔，一部分在今天吉林的扶余县，还有一部分在吉林市（当时称吉林乌拉）。　　锡伯族接受满族文化也比较早。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已经辐射到锡伯族。在康熙年间中俄尼布楚谈判时，需要交流满蒙两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就调用了锡伯族翻译。这就说明，当时锡伯族内已有一部分人使用满语文了。　　后来，锡伯族又被分开，一半迁到北京，一半迁到辽宁。在辽宁的这部分锡伯人，被编入了满洲八旗，没有自己独立的牛录了，分别编入满洲牛录，逐渐完全接受了满洲语文。档案显示，在乾隆年间，辽宁和北京地区的不少满族人开始不会讲满语时，锡伯人的满语就相当好。　　1764年后，西迁到新疆伊犁的锡伯族人一直在学习满文，除了会说满语之外，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都会说，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还有一部分锡伯族人到俄国去留学，自然会学俄语。锡伯族文化的包容性特别强，但这并不等于放弃本民族的东西。民国时期，新疆成立过影响比较大的锡索满文化促进分会，其成员大部分是锡伯族人。当时，苏联在中亚的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中国使馆的领事都是锡伯族人。由于他们的关系，很多锡伯族学生前去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锡伯族人所讲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1945年，有识之士对新疆锡伯族所使用的满文进行了改造，并正式称之为锡伯文。当时伊犁发行的纸币上便印上了锡伯文。另外，当地还创办了锡伯文白话报。　　锡伯文的来源及与满文的关系，这需要科学地看待。语言和文字都有一定的发展路线，满文来自蒙古文，蒙古文来自回鹘文，锡伯文来自满文，而且新疆锡伯族的母语与满文语十分接近。　　1945年后，经过改造满文，锡伯文定型。此时，锡伯族离开东北故土在新疆生活了已有两百多年。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产生适合自己语言发展特点的文字，这是历史的必然和需要。　　我虽然不懂满文，但到北京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满文。看两三百年前的档案，除了某些专有的词汇，没什么障碍。这就说明锡伯文和满文的关系是很接近的，两者的差异最多可能不到10%。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加培训班的事情是怎样的？当时在这些培训班中锡伯族人有多少？　　吴元丰：整理和研究满文档案，满文人才是一个必要条件，解放初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创办满文培训班，郭沫若先生便委托罗常培、范文澜两位先生去办。60年代，经过50年代民族调查发现新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满语文非常接近。总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把培养满文人才的事交代给国家民委主任刘春办理。　　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按照国家民委的要求开设了满文班，班上的3位满文老师都是锡伯族人，3个学生也是锡伯族人。他们经过5年的学习和培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文人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满文专业人员。而后，这批人同样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国家满文档案、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教学方面人才的中流砥柱。　　锡伯族人使用满语，可以说有种使用母语的感觉，虽然有差别，但是仍有很深的渊源。没有锡伯文和锡伯族，满文可能已经是死文字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提供“找回”满文、延续记忆的功能，锡伯语文自身的价值如何？　　吴元丰：这种语言太重要了。现在呼吁保护濒危物种的人比较多，但是语言保护方面受到的关注并不够，我希望像保护濒危动物一样保护濒危的语言。　　我国56个民族中，满族是在文献方面贡献最多的民族之一，满文历史文献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档案就有1000多万件，其中明朝档案3000余件，满文档案200余万件。除此之外，我国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台湾等地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满文图书。在国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满文档案收藏。只要满文档案存在，锡伯文就永远有需要。张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