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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51cg10 吃瓜爆料永利者：韩昭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何国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　　康熙《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康图》）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间测绘的带有经纬坐标的地图。它由清政府组织实测，并结合地方文献编绘完成，其中西洋传教士负责技术指导和主要编绘工作，地方官员和相关人士承担后勤保障和辅助工作。《康图》首次以我们今天熟知的方式展现了康熙时期的疆域，不过其绘制范围并不严格等同疆域版图，亦有部分溢出当时的疆域范围。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利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全图，比例尺约1：140万，其精度之高、范围之广皆属当时世界之最，是中国和世界地图史上的鸿篇巨制，也是三百年前中西科技交流的重要见证。　　雍正和乾隆时期，在《康图》的基础上，分别编绘了《雍正十排图》及《乾隆十三排图》，形成著名的清廷三大实测地图。此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康图》继续成为官方绘制中国全图、省图或区域图的主要底图来源，对我国地图的编绘影响重大且深远。这些地图曾用于地方行政管理、边疆谈判以及包括历史地图在内的舆地图书编纂等。据笔者研究团队完成的铜版《康图》数字化工作，该图记录了超过我国目前陆地面积2/3地区的山川地理形势，绘制河流总长度达43万公里，湖泊总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岛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标注山脉名称近3500个，保留了8850多条具有相对准确地理位置的政区、聚落和通名不确定的地名，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可视为我国三百年前完成的一套地理国情普查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康图》采取分区测绘的方式进行，1708年从京师附近的长城开始，主要按照自北而南、自东而西的顺序开展测绘，止于湖广，1717年先编绘成一幅不完整的全图，1719年加上补测的西藏，最终形成一幅大体表示清初疆域的全图。故按区域范围可将《康图》分全图和区域图。目前国内常见的《康图》主要有1719年按照经纬度分幅、使用满文和汉语两种语言分别标注长城以北和以南地区地名的铜版地图，以及1721年按照省域或地区分幅、全部使用汉字标注地名的木版地图。其他版本的《康图》或因不完整，或因馆藏原因尚不便研究利用。就国外的传播而言，1719年的铜版《康图》于1724年被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带回欧洲，分别入藏博洛尼亚和那不勒斯等地。其后，《康图》于1735年随着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所附法国皇家制图师唐维尔（Jean-BaptisteBourguignond’Anville）主持编绘的法文注音地图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由此产生法、英、拉丁、德及俄文等多国语言注音的一系列地图，塑造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版图”的形象。　　清中叶著名学者李兆洛认为《康图》多存于内府，外间流传绝少，此观点后来为学界广泛征引，认为《康图》未对整个清代的地图绘制产生影响，但是随着近年来学界对《康图》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另一种观点认为《康图》的技术指导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因礼仪之争，导致绝大多数传教士被驱逐，因此测绘技术并未对之后中国的地图绘制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尽管随着礼仪之争的升级，传教士的离华，导致《康图》绘制技术并未真正被官方或民间掌握，但是他们绘制的地图却留了下来，其对地理要素空间位置和分布的表达方式为之后部分官绘或私绘的全图或区域图所接受。这些地图图面内容虽然部分已经发生变化，但仍能通过舆图的总体面貌或《康图》特有的绘制方法，分析得出其与《康图》的关系。由此可知，前人得出影响甚微的认识皆缘于他们未曾考虑到《康图》谱系地图的存在。　　笔者认为，《康图》谱系地图包括上述各种版本及不同语言注音的《康图》全图和区域图以及受它们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地图，这些地图不限语言。一般可以根据地图中的文字题识、图幅前后的序、凡例、跋文，得出其与《康图》之间的关系。对于图源信息缺失的地图，考虑到《康图》产生后直到清末再无大范围实测带经纬度的地图，故只要该图使用带有经纬度的地理坐标，或者基于《康图》经纬坐标网产生的计里画方的坐标，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与《康图》表示的内容相近、相同地物之间的空间位置相似，皆可归为《康图》谱系地图。　　《康图》谱系地图整理与研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基于日益便利的馆藏利用条件开展全面而系统的收集整理工作，分析收集到的谱系地图的图面内容及各谱系地图之间的源流关系，讨论地理知识的传播过程、特点和动力因素。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助于丰富并深化中国地图史的研究。随着大量古旧地图资料的披露，极大丰富了研究史料，也扩展了可供研究的内容。同时，该领域也出现了碎片化、缺乏深度等问题。此时回归地图史上的重要作品中去开展系统研究，从中提出重要议题，进而带动整体研究，对于深化中国地图史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康图》就是这样的作品，因为它是中国地图绘制由传统向近代转折的一个典型，是连接古代和近代技术史的一个重要实物，也为考察清代官方与民间的地理认知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对于整个清代地图学与地理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尽管《康图》的重要性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但以往研究对象单一，主要集中于《康图》的测绘，内容也主要注重《康图》测绘方法、测绘过程的复原。笔者认为，《康图》的价值与地位仅通过自身的研究很难得到体现，必须以长时段的眼光，将其谱系地图纳入研究范围，并开展对《康图》“源”和“流”问题的系统研究，才能正确评价其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地位。《康图》的产生除了首次引入近代测绘方法外，它的编绘也受到传统中国舆图的影响。《康图》诞生之后，更是对其后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它是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地图的编纂，我们还知之甚少，有必要对受《康图》影响的谱系地图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　　此外，从近代西学东渐的角度看，地理学始终是其中的先行学科，而地理学当中，地图最易传播。通过这项研究不仅可以从地图的角度反映清代地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也可以考察地理知识在清代内部从中央到地方的流变及原因，促进地理学史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更进一步地看，全面理解《康图》谱系地图应该超越地理学的语境。康熙朝臣论述《康图》优点第一条：“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康图》本身不仅体现地理国情，而且极富政治意味。借助便捷的交流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探究《康图》谱系图在国内外的传播和变迁无疑值得期待。　　二、有助于推进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清廷向来重视使用地图来展现边疆的地理形势。事实上，《康图》的绘制就与边疆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边界谈判有关。因此，《康图》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幅较为全面、准确记录中国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区等广大边疆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地图，承载着边疆地区丰富的地理信息，随后也成为清人纂辑边疆舆地图书的关键参考资料。其后的雍正和乾隆时期在《康图》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订边疆地区的地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绘制到地图之上，因此全面收集整理《康图》谱系地图将为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值得指出的是，地名考订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向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乾嘉以来音韵训诂、审音勘同是边疆史地考证的重要方法，但由于《康图》采用经纬度，具有量测性，使得我们可以引入地理信息系统新方法，对不同注音版本的康图进行手工数字化，并把图上的地名通过属性表，建成多语种地名数据库。通过叠加数字化后的不同图层，我们可以按照相近的地理位置，甄别出使用不同语言标注的地名，实现快速而准确的地名考订，这无疑可为边疆史地的研究带来便利。　　三、有助于推进我国环境变迁和认知的研究。古旧地图是历史地貌变迁研究中最为直观的资料，但我国现存众多古地图多采用山水画似的方法，不具有量测性；我们目前能见到的反映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影像也不足百年；我国普遍使用经纬度绘制地图也是近百年之事，故以往历史地貌学研究往往以文献解读为主，多为定性研究。而《康图》诞生于三百年前，采用实测的方式，以接近今天的绘制方法记录了当时我国的河湖地貌状况，我们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化方法，选择《康图》谱系地图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图开展全图的分层数字化，可为我国河湖及海岸地貌变迁提供一套近三百年前的地理数据平台，从而把我们对历史地貌的量化研究往前推至三百年前，并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康图》在记录水系分布和水情方面的价值很快就引起注意，例如《康图》一经面世，即引起时人齐召南的关注。齐氏于乾隆年间受命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得以“伏睹圣祖御制舆图”。他独具慧眼，编志之余发现了《康图》在记录河流水道和水情方面的价值，并编撰了《水道提纲》。通过图文互证的方法，笔者发现，如果将《提纲》与《康图》结合起来一起使用，将相得益彰。以此方法把《康图》谱系地图与相应的地理书籍进行比较研究，亦可反映人们对我国自然环境认知的过程。　　四、有助于深化对清代地图测绘、地理知识传承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地图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环境、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其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地图的绘制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发展的进程，制作精良的中国古地图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地理及历史信息，而且以直观的形式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与传承，故中国地图学史亦是中华文明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图》是清初皇家制图水平的最高体现，系中国古地图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其准确性超过此前任何时代绘制的中国舆图，而且内容极其丰富，尤其是在对中国水系的记录、边疆地区的地理描述方面，其准确度之高、内容之翔实，皆属开先河之作，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在对国内外《康图》谱系地图的整理过程中，会产生一批可供学界使用的“全新史料”，尤其是以往深藏国外各馆藏机构的外文注音地图与一批稀见汉文稿抄本地图。在对现存国内外《康图》谱系地图进行广泛搜集和全面整理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著录方式开展编目，建立数据库，能为学界对《康图》的利用提供便利。通过对《康图》谱系地图的整理、编目，以及对谱系地图传播流变的研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清代地图文化。同时，比较研究《康图》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和流变，亦可从他者的视角来了解地理知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传播史，由此探讨清中期至民国初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总之，《康图》谱系地图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座学术富矿，值得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挖。《康图》谱系地图整理及研究需要解决跨学科、跨地域、多语言和长时段的问题，需要众多学者的参与。我们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除了使用传统古旧地图的搜集整理方法，还可采用数字化技术，定量统计图上的地名、地物，从量化分析的角度讨论《康图》谱系地图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康图》谱系地图的源流脉络，全面梳理《康图》谱系地图的“源”与“流”，呈现其绘制、传播、演变特点、驱动因素和时代背景。该研究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地图史、历史地理、环境史、边疆史及中外文明交流史等领域的系统研究。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8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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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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