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Chinese男男Gay"-台湾"老保钓"Chinese男男Gay命运大不同热血青年分道扬镳

台湾"老保钓"Chinese男男Gay命运大不同热血青年分道扬镳

一名34中排球队队员告诉记者，事发时，自己由于受伤在家休息，并未在队里训练。事发前，前队友们正在场馆内训练。

　　9月23日在台北举行的“保钓大游行”队伍中，许多上个世纪70年代的“老保钓”又一次站在了队伍的前列，林孝信(人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王晓波(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郁慕明(新党主席)等当年的“保钓”风云人物频繁被媒体追访Chinese男男Gay。　　1970年的七八月间，日本军舰在钓鱼岛海域驱逐在此捕鱼的台湾渔民，并宣称钓鱼岛属于日本。9月，台湾《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派遣记者雇船登上钓鱼岛实地采访，升旗、刻字宣示主权。正在台大哲学系念研究生的王晓波看了报道后非常激动，写下《保卫钓鱼台》一文投给了《中华杂志》。文章开头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11月，刊有王晓波文章的《中华杂志》传到留美的台湾学生手中，他们决定“必须有所行动”，在全美各地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　　有“苦行僧”之称的林孝信如今年已七旬，他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1971年1月29日、30日，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相继在东部的纽约、华盛顿特区，中西部的芝加哥，西部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6个城市进行首次示威游行。3月间，旅美500位华裔学人上书蒋介石，要求保卫钓鱼岛。这500位学者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大师，其中包括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等，对“保钓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71年4月10日第二次大游行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数千人参与，声势浩大。　　林孝信等人创办的《科学月刊》联络网对于台湾旅美学生的“保钓”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林孝信也成为“保钓”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说，“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无传真，为保持联系，在《科学月刊》创刊后同时出版《科学月刊工作通报》，有段时期一周出一期，形成密集且有效的留学生联络网，大家借此联络网建立了互信，让“保钓”运动得以迅速发展。”　　林孝信表示，“1971年9月，隐约对立的钓运成员在安娜堡国是大会中激烈辩论后正式分裂，即所谓‘保钓运动’的左右分裂，会后钓运分成三个不同路线：‘左派’人士将‘保钓’寄望于正要与美国建交的中共政权；“右派”坚持捍卫国民党政权；部分对国民党失望的‘保钓’人士则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台湾内部，形成‘保钓’运动的第三条路线。”但也有其他亲历者认为，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左派”认同社会主义，号召承认新中国；“右派”拥护国民党当局，主张革新保台；大多数人属于中间派，只关心“保钓”，不愿在政治上选边站，在参加几次示威游行后很快退出。　　一群热血青年从此分道扬镳，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1971年9月，“左派”的保钓学生李我焱等5人应邀踏上新中国的土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出于对这批学生的保护，大陆并没有公开报道这次访问，5人访问团也因此被称为“保钓第零团”，以有别于后来公开访问大陆的“保钓第一团”、“保钓第二团”。访问团向周恩来表达了回国服务的愿望，周恩来建议他们“就地报国”，因为新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急需中英文人才，他们可以到联合国作翻译工作。于是，李我焱等一批左翼的“老保钓”放弃了各自的专业，考入联合国工作。　　毕业于台湾大学地质系、1971年获得美国布朗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的林盛中则在1972年回到北京，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工作。1978年到1980年，到大陆定居工作的台湾学者专家近200人，其中大都参加过“保钓”运动。大家觉得有必要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同时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1981年11月3日，台湾同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林盛中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2011年12月9日，林盛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海外“保钓”运动转向统一运动，岛内的“保钓”人士眼见台当局软弱无力，遂将注意力转向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1974年，已在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的王晓波被解聘。目前，他是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而“右派”的保钓学生则有不少仍活跃在当今台湾政坛，郁慕明、胡志强……官最大的是马英九。　　一场“保钓”运动也改变了林孝信的命运，当时台大物理系毕业、芝加哥大学博士在读的他因为“保钓”上了台当局的黑名单，“护照”被没收，在美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被迫成为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台湾“解严”才得以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终获批准，1988年回到阔别21年的台湾。此番“保钓”风潮再起，林孝信再度站上“保钓”的指挥车，面对群众发表演说时依然文质彬彬，但他现在面对的不是当年走“建中、台大、美利坚”路线的“精英中的精英”，而多是台湾最基层的草根民众。这些年，林孝信担心最多的是“保钓”已成“昨日之怒”，担心“保钓”的火种无人继承、担心理想主义情怀日渐成为这个社会的稀缺品。本报(环球时报)驻台北特派记者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