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仓库_金融视角_高江涛：从陶寺考黄色仓库古中探寻中华早期文明

高江涛：从陶寺考黄色仓库古中探寻中华早期文明

北京胡同、广州永庆坊、潮州古城、福州三坊七巷、平遥古城……一次次踏访古城，总书记始终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陶寺遗址，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那段鲜为人知的早期黄色仓库历史。下面，我将从4个方面来讲述。　　第一，陶寺在哪里？陶寺位于临汾盆地的核心区域，在塔儿山的脚下。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中看，可以发现陶寺遗址处于我国两大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考古学用“重瓣花朵、多元一体”形容史前文化，其中花蕊所在的区域就是中原地区，也是陶寺所在的区域。史前时期，东方、南方、西北区域的不同文化系统都要向中原地区推进，即通俗来说的“逐鹿中原”，由此我们可知陶寺所在地的重要性。　　第二，陶寺遗址考古46年来有许多重大发现，可以概括为10个方面。　　一是文化分布。陶寺遗址的文化分布很有特点，目前我们发现的属于陶寺文化的遗址已经有100多处，分布在以临汾盆地为核心的区域。这些遗址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等级或者分化性质的聚落，现在看来陶寺遗址分布可以分为4个等级聚落，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及组织机构已经开始有等级分化了。　　二是立都选址。陶寺遗址处于河谷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间，就小区域的生态环境而言，也是两种不同地貌水文形态间的微型“生态交错带”。都城处于相对封闭的临汾盆地，这个区域环境优越、土地肥沃、水文适宜，农业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这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权力机构和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形成，陶寺早期国家出现。　　三是五谷六畜。在陶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可以看到，目前除了小麦之外的“多谷”都在陶寺中被发掘出来。此外，大家今天常见的家畜基本上在陶寺文化时期就有了，比如猪、绵羊、黄（水）牛、狗、鹿、竹鼠、兔等。　　四是城址布局。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　　五是观象授时。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陶寺遗址东部的自然景观塔儿山和人工夯土建筑体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在陶寺遗址东南部修建了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内的二十个节气，显然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　　六是真龙成象。陶寺彩绘龙盘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龙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并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相结合，把对龙的崇拜发展成族群或国家的象征。　　七是圭尺定中。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的功能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　　八是埋葬形态。1978年到1985年，陶寺在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1309座墓，其中5座大墓都集中到同一个区域。这些墓葬凡是有墓主人或有骨架的，其头向都是朝向塔儿山，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存在山川崇拜。　　九是铸铜以范。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复合范铸技术，这项技术最早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最为典型的就是陶寺遗址。陶寺出土了真正意义上的铜器群，目前已经发掘出土7件铜器，属于不同的器类，但都运用了复合范铸技术。　　十是道路网络。在地图上标注从晋南到洛阳的重要遗址点后，可以发现它们都沿着某一个区域成带状分布，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古道。这些重要的遗址点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沿路分布的特点，说明我们的道路系统在6000年前就已初具雏形，至陶寺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道路交通网络。　　第三，陶寺在5000多年前的文明脉络中处于何种地位？我们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准有3个：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核心引领逐渐形成的发端。　　第四，陶寺文明揭示了什么？陶寺模式具有两个核心要素：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不同于神权国家，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陶寺城址的居住形式存在高下尊卑的等级制：最低下平民住窑洞，平民住半地穴式单间，下层贵族的住宅有满堂红基坑，是双开间浅地穴，王则在夯土台基上建立宫殿。另外，陶寺早期5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的墓葬规模大、出土文物规格高，其墓主应是王者。　　此外，陶寺时期社会还是一个礼制社会。在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鼍鼓、石磬、土鼓构成了固定组合，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之中，其数量、组合和布设位置都是固定和统一的，形成固定的规制。墓葬中漆木器、厨刀、猪下颌骨的有意陈设摆放，反映了埋葬过程中庄重、严肃的助葬仪式。可见陶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礼制，是其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陶寺文明的特质，一是海纳百川。陶寺遗址出土有玉璧、玉琮，而璧与琮显然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陶寺文化早期一些墓葬中，随葬玉环的中孔形状呈现桃形或梨形，而这种独特的形态却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环的特征；陶寺文化大双耳罐应该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这些具有远距离周边文化因素的文物，体现了陶寺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融合性和包容性。二是务实创新。陶寺观象台“授时”授的是农时，用以指导农业发展，它是陶寺文明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4000多年前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另外，在陶寺出土的一些玉石钺带有多个钻孔，在主孔之外还有副孔，个别的还在副孔嵌补玉片或绿松石圆片用以装饰。有些玉石钺在主副孔之外，还散布一两个散孔，可能用来系挂璎珞之类，以彰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表现礼制内涵，这显然是陶寺创新之举。　　总结起来，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文化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这里，先民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以礼治国、合和万邦，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这座都城很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雄极一时的陶寺文明是迄今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陶寺文明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