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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7月1日星空无限MV国产剧梁佳电题：敦煌石窟中有多少东西方元素“共处一室”？　　——专访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赵声良　　记者冯志军　　说起敦煌石窟，不少人都误认为敦煌石窟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事实上，敦煌石窟指的是包括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等敦煌周边大大小小的石窟群，莫高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与中国其他石窟不同，敦煌石窟出自民间创造，建造工匠既有中原来的，也有西域来的。　　敦煌石窟蕴藏了哪些东西方交融交汇的元素？具有差异化的东西方文化，如何以浑然天成的形式传承千年？海纳百川的敦煌文化基因，对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启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馆员赵声良近日接受“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视频：【东西问】赵声良：敦煌石窟中有多少东西方元素“共处一室”？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敦煌石窟如何形成？都蕴藏了哪些东西方文化交融交汇的元素？　　赵声良：敦煌石窟本身是一个佛教石窟，在古丝绸之路形成之后，敦煌恰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东西方诸多文化元素都会在这里交融。佛教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到中国，敦煌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曾经是一个“佛教的都市”，当地很多人都信佛。　　佛教传到敦煌之后，已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它带来了如印度文化、中亚犍陀罗(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文化，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波斯文化等很多外来文化元素，它们通过佛教艺术这个载体，也就形成了当下敦煌文化的特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石窟虽然是佛教艺术，石窟里的壁画内容也是佛教主题，但其中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很多文化元素，如在唐代经变画中，既有印度高僧、中亚人、波斯人等文化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是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国古人，以及普通老百姓民俗生活等中原社会生活的反映。　　2021年9月，“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图为敦煌莫高窟220窟复制洞窟。杜洋摄　　敦煌石窟早期如北魏(南北朝时期北朝首个王朝)阶段的菩萨造像，其雕塑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特点，这个地方曾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佛像菩萨造像存在古希腊雕刻的一些特点。　　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洞窟壁画上，还出现了爱奥尼柱式的典型希腊神柱。在不少北凉、北魏壁画里，大量出现了被中国古人称作“凹凸法”的印度式绘画方法，颜色由浅到深，表现出了人物肌肤、面部和手等的立体感。一些菩萨造像，也具有印度刻画人物时惯用的S形“三道弯”造型。　　敦煌石窟在承载众多外来文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也大量出现其中。比如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第249窟、285窟，能看到东王公(道教主流全真道始祖)和西王母、伏羲、女娲等这些中国传统神仙，它们和外来的印度神共处一窟，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汇。　　莫高窟第249窟。受访者供图　　莫高窟第285窟。受访者供图　　记者：具有差异化的东西方文化，如何以浑然天成的形式在敦煌石窟中传承千年？　　赵声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本身有一种包容性，能够把外来文化吸收进来。东西方之间多种文明、多元文化因而在敦煌石窟中，可以“共处一室”，延续千年。　　在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古印度、叙利亚地区传来的文化元素，比如基督教(中国古代称“景教”)文献和摩尼教文献，它们在敦煌地区延续了1000多年；在莫高窟考古中，还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十字架。　　有一些宗教最初是相互排斥的，也有斗争，但在斗争之后逐渐融合，也就和平共处、一起发展。比如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初期，佛教与中国传统道教，以及儒家思想都有过斗争，在彼此斗争中也都在改变，在融合中中国化，在中国化中创新，在创新中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创新形成即是典型。　　以上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它没有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将其吸收进来。在敦煌石窟里，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神仙思想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共同融合，最后形成包容性比较强的敦煌文化。这种包容性也促使更多外来文化，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2018年7月，“数码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展览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图为复制再现的莫高窟第285窟。张炜摄　　记者：经过数十年的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获得了怎样的保护和弘扬？　　赵声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敦煌石窟已从抢救性保护转入科学保护阶段，也就是预防性保护，在它还没有“变坏”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措施把它“堵”住了。目前已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可以保护它，保障敦煌石窟不再被毁坏，洞窟不会倒塌，壁画不会坏掉。　　这就好比人生病了就要救治，但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不要生病。对于敦煌石窟来说，一个是要精准掌握洞窟里微观环境下，可能发生的病害，比如对洞窟温湿度和空气质量等进行监控；另一个是实时监测宏观大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对石窟造成危险的外部隐患，比如对大风沙尘、暴雨洪水等进行预警。　　这套目前中国最先进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正在向丝绸之路沿线推广和普及。我们还建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模拟研究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致力于为文物“治未病”。“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两个国家级文保平台，承担了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十余个省区文物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经过几十年努力拼搏，中国敦煌学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出版了500多部相关著作，《敦煌研究》已成为敦煌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近年来，围绕敦煌石窟保护进行的一些探索和科技发明，在中国内地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依托每年举办的多场国际学术会，不仅迎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研究敦煌文化，也通过本院学者去国外访问、讲学和做短期研究的机会，讲述敦煌文化和故事。　　2024年6月，甘肃敦煌莫高窟内，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工作人员进行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工作。李亚龙摄　　记者：敦煌石窟的文化基因对当下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启示？　　赵声良：通过敦煌文化，我们看到因为交流互鉴，从而促进人类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丝绸之路即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上交往，中国的文化源源不断传到了西方，西方文明也源源不断传至中国，在敦煌实现交融交汇，然后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丝绸等传到了西方，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佛教、雕塑、绘画等西方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如中国汉代绘画的色彩没那么丰富，印度、中亚比较强调写实和注重立体感，随佛教文化东渐后，中国绘画中的人物造型也有了很大变化。　　敦煌文化给当下的启示就是文明要交流互鉴，东西方之间才都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二者曾携手创造了如敦煌莫高窟这样辉煌的古代文化，就是一个典范。　　2017年1月，观众在成都博物馆参观“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樊甲山摄　　今天面对敦煌石窟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我们更应该深刻体会到只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融合理解、平等交流，才能携手发展，从而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完)　　受访者简介：　　赵声良在莫高窟第285窟(复制窟)中做学术考察。敦煌研究院供图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主持完成多项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教育部重点研基地重大项目。出版《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艺术十讲》《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二十余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