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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专业”到国精产品999国精产品视频“重课程”，高教改革走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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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卢彩晨（兰州大学高国精产品999国精产品视频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日前，一些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在招生时又有“大动作”——降低转专业门槛，实施多个“不限制”：不限制学积分排名、不限制挂科门数、不限制学院转出名额，等等。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大学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表现，意味着教育改革将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人兴趣与个体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专业教育，即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对应岗位需求，强调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突出专业化、专门化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组织上，以专业为单位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以教研室为基本单位实施课程教学。在宏观管理上，将专业招生就业纳入计划管理，并依据计划对高校进行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专业教育模式对于培养当时社会急需的专门人才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作出了特殊贡献。专业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至今影响着高校招生就业、学生培养，也影响着考生填报志愿、用人单位招聘。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专业教育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特别是随着招生就业体制改革深化，社会需求多样性、学生学习需求多样性与专业教育单一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使得转专业制度被引入高校教学改革领域，并与当时倡导的厚基础、宽口径人才培养改革，以及选课制、学分制、主辅修制、重修制、弹性学制等改革共同构成了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制度设计。但实事求是地讲，受当时的资源条件以及长期形成的管理思维制约，教育观念相对滞后，“以学生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在我国高教领域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就转专业制度来说，尽管各高校都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并不顺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教育公平问题。由于过分强调专业，而专业冷热差异导致高校在招生时形成了录取分数的“专业级差”，为了避免考生以低分进入高分录取专业，高校不得不对转入学生设定分数限制，一般要求是转入学生的高考分数不低于该专业在当地的招生录取线。第二，资源供给问题。受师资、实验设备等条件限制，转入专业无法接纳全部拟申请转专业学生。第三，资源配置问题。在我国，专业是大学配置资源的基本依据，教学资源是根据招生计划分配的，而学生的转入与转出带来人数增减，也会随之产生一系列资源重组与变化。第四，学生管理问题。传统专业教育在进行学生管理、思政教育时基本以班级为单位，大量的转专业学生易使管理出现脱节。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考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对待转专业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通过转专业考试择优录取，以此将转专业人数控制在一个较小范围内。　　所以，从表面上看，转专业只是造成了不同专业人数的变化，但从深层而言，实际涉及资源供给、资源配置以及深层的教育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专业思维”已经深入大学人才培养的“骨髓”，并表现在大学的方方面面：在大学组织架构中，森严的专业壁垒反映了专业分工的传统以及资源分配的博弈；在教师职业发展中，严格的“专业领地思维”为学科交叉融合带来阻碍；在学生专业选择中，深刻的专业痕迹显示了现实性的利益考量；在人才招聘任用时，深切的“专业情结”反映出社会对特定专业的追捧。这些现象说明，高校转专业改革的重点难点不在于学生人数在专业间的位移，而在于高校能否改变以往专业教育模式所形成的以专业为单位的资源配置方式、管理习惯甚至管理文化。其核心，首先在于是否树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当前多所高校的转专业新举措要想真正破除门槛，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至少需要如下三方面转变：　　第一，从“计划逻辑”转向“市场逻辑”。在计划思维模式下，专业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按照计划的岗位对口进行人才培养。但在市场逻辑下，大学必须及时跟着社会需求优化调整更新专业，从而降低专业招生录取因“冷热不均”带来的分数级差。　　第二，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在计划思维模式下，大学是供给方，以学科为中心、以专业为中心，本质是以教师为中心。但在市场需求逻辑下，大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意味着大学须把专业选择自主权交给学生，通过学生“用脚投票”倒逼大学进行专业升级和改造，主动更新课程知识体系。　　第三，从“重专业建设”转向“重课程建设”。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专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专业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但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知识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开放，专业教育的“岗位对口”功能日益弱化，专业只是表征学生学习经历的一种“符号”，而能否做到名副其实，课程才是关键、是基石。　　事实上，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专业选择作为学生学习自主权的一部分，越来越趋向于让渡给学生。越是一流大学，越是把满足学生学习兴趣作为吸引生源的重要举措，并不遗余力进行专业教育改革。当然，大学在放开专业时，也不能“一刀切”，应当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转专业放开程度与高校类型相关，不同类型的高校开放性应该有所区别；第二，放开转专业应对大学生进行更加积极的引导。“冷”“热”专业的级差问题映射出学生专业选择的非理性，而学生的非理性选择往往受到家长的非理性判断、社会的非理性跟风等多方面影响。大学要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理性选择专业。第三，除了转专业外，大学还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形式与机会，如主辅修、微专业等。第四，加强对基础学科专业的支持保护。尤其是涉及国家战略、关系国计民生或艰苦行业等专业，需要进一步加大专业支持和保护力度，引导更多学生进入这类专业学习。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1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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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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