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高压监狱1-4_艺术焦点_专访姚洋：如美版高压监狱1-4何才能实质性提振信心？

专访姚洋：如美版高压监狱1-4何才能实质性提振信心？

全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审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实现“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的意见》，全面部署重庆市深化机构改革任务，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园区开发区、政企分离改革攻坚，全力推动国有资产盘活。

　　炒股就美版高压监狱1-4看　　在市场预期偏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质性提振信心？　　近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房地产行业下行以及地方财政收缩是影响社会信心的两大因素。此前，我国曾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外力”扭转了信心不足的趋势，目前缺少这种外力，但可通过建立房屋储备银行、建立整体化债机制等内部调整方式来提振市场信心。　　对于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下降问题，姚洋表示，想要提升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应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金融活动。同时，放宽企业上市门槛，用法治手段替代行政手段对股市进行监管。　　“资金需要出口，但目前创投和股市都无法吸纳资金，资金因此涌向了传统行业，从而造成了行业内卷。”姚洋说道。　　对于当前市场关注的金融行业降薪现象，姚洋表示，金融业的适当降薪是可接受的，适当降薪有利于吸引人才涌向高新技术行业。　　首先是增长不均衡。近年来，与新质生产力关联较大的部门，以及进出口数据增长相对较好，但房地产等传统行业情况较差，产业发展分化加剧，所处行业较差的企业家会将悲观情绪传导给社会。　　其次，价格指数在下降。尽管用通缩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状态不太合适，但我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PriceIndex，PPI）已连续二十多个月负增长，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CPI）也在0附近波动。这表明，多数企业面临价格下降的局面，比如，现在汽车的价格正大幅下降。PPI为负时，整个社会的感受会比较差，这也是打击信心的一个因素。　　因此，想要提升信心，应对症下药，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特别是，应想办法提升PPI，一个长期价格下降的环境是不可能给人信心的。1997年-2001年间，我国也曾面临信心不足的问题，期间我们做了很多调整，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腾飞，这是外力的作用。目前，我国缺乏这种“外力”，只能从内部开始调整，社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财政都呈收缩状态，不扭转这两个部门下跌的趋势，社会需求就很难提高。　　比如，收购保障房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地方政府别借债，一边要求地方政府收房，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金融机制，比如建立房屋储备银行，并从这个银行里发一笔永续债，以较低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给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收房后，可以储备一段时间，再把房子作为保障房卖出去。　　保障房是一个不赚钱的公益目标，需要用公共的手段去实施，用再贷款的方式去实施是不正确的。政府收购保障房后，能不能卖出去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防止追责，地方政府不会作出向商业银行贷款收购这样的事情。　　要落实政策，首先要把金融机制想好。如果中央不搭建一套可以落地的金融机制，地方政府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落实政策的。　　地方政府的债务化解也是同样。地方政府的纪律需要加强，但去追讨已有的债务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地方化债，首先需要中央支持。疫情期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大，中央需要先支持地方政府运转起来，再思考如何化债，以及如何在未来让地方政府不乱借债。　　目前，地方政府的债主基本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得先把这部分钱还上。去年9月国常会曾提到，要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但政府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有能力还钱呢？所以，需要搭建一个机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民营企业收到了欠款，信心会得到提升，地方政府也得以解套。　　把地方民营企业债务解决后，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就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地方化债的问题。在抵消三角债等债务后，金融机构可以将真实的净债务打包剥离，这样便解决了债务问题。　　目前，创投基金80%的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因为目前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基本都给堵死了，不和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合作的话，创投基金根本没有钱。　　比如，以前创投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理财，但现在银行理财要求股权穿透，意味着这条融资渠道基本被堵死了。此外，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严监管也使得国企无法再为创投基金融资，而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是没有勇气做风险投资的。　　基于以上背景，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成为了创投基金唯一的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本，如果亏损，地方政府是要承担责任的。因此，地方政府可能会与企业家签订对赌协议，要求企业家必须还钱，且保证收益。创业失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与地方政府的对赌协议导致很多企业家成了失信被执行人。这种严格的机制限制了创新资本的流入。　　第二个是股市造富问题。目前，IPO注册制改革陷入停滞，导致企业上市困难，投资人无法退出，即股市造富困难。即使能上市，等待时间也过长，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兴趣。　　创投的事情，应该交给民间来做，首先，应该让金融活起来，比如让银行的理财产品流出来，以解决民间资金来源的问题。金融行业是需要整顿，但不能因噎废食，金融创新对创投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创投基金多，退出也容易，独角兽企业比美国还多，那时候的一些金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是要再回到那时候，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该让大规模的资金流向创投和股市。　　第二，应鼓励理财资金流向创投。现行的理财规章制度颁布于2018年，我认为应该要改。　　第三，对股市的监管方向有待商榷。现在股市所谓的“严监管”是事前监管，将每个想要上市的企业放在灯光下仔细打量。但水至清则无鱼，水清了，鱼也没了。　　股市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宽进严出，犯错了需要严惩，这是体现法治精神的事后监管。我们应用法治代替行政手段，对于造假企业，该退市的退市，该判刑的判刑。大家都能上市，但严惩造假企业，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是一个思路问题，我们要用法治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　　造成部分行业“内卷”的问题也在于此。当前，创投和股市都无法吸纳资金，但资金总是需要出口，因此都涌向了传统行业，从而造成了“价格战”等现象。　　金融业的适当降薪确实有利于吸引人才涌向其他行业。比如，如果从事金融行业和从事高科技行业的薪水相当，那更多大学生可能会选择人工智能专业。　　不过，4年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也可能过剩，下一步大家可能又去学金融了。最终，除去一些对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职位，各个行业的薪水相差不会太多，只是现在处于调整期，大家会比较茫然。　　另一方面，企业在经济较为困难时往往不愿意贷款，因为没有订单，也没有动力进货。因此，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是缺乏底层逻辑的。　　责任编辑：何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