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杆长枪直入两扇门_环球新闻_《中华文摘》一杆长枪直入两扇门文章：韦迪前传

《中华文摘》一杆长枪直入两扇门文章：韦迪前传

　　正因为如此，随着疫情蔓延，全球多国相继出台“封邮令”，不断有邮轮被拒绝入港或被迫改航。与“漂泊无依”相比，可以“锚定”港口，似乎也成了一种幸运。

　　(声明：刊一杆长枪直入两扇门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李佳蔚　　在成为足协掌门两个月后，韦迪抛出了国奥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称为“韦举国”，自上任以来积攒起来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如果我不触动任何现有的格局，我获得的骂声会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会挨骂。”韦迪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没有40年前那个夏天的选择，这些来源于中国足球的关注、喜悦、批评甚至谩骂，都将和韦迪无关。　　父亲拍板成为体育教师　　1970年的夏天，16岁的韦迪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中毕业了。韦迪的学生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的前一届和后一届都上山下乡了，唯独他这一届没有。当时中国的人口正处于迅速增长期，学生多，老师却少得可怜。16岁的韦迪与同年级的部分同学都得到了留校的机会。　　在那个夏天，韦迪面对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做一名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或者一名体育老师。　　最终，父亲帮他拿了主意——去搞体育。韦父是当时全市有名的数学老师。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文革”中绝大多数老师都挨了整，但是体育老师却没有一个受冲击。　　体育教研组的两个组长改变了韦迪普通体育老师的生活。两人一个是吉林体操队转业下来的专业教练，一个是哈尔滨体院的毕业生。出于对韦迪的喜爱，两个领导将自己学过的体育专业书籍借给他看，课余的时候还教韦迪多种运动的基本要领。　　“两个领导让我大开眼界，在外人看来，我学了很多对于一个体育教师来说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专业体育知识，但是自己觉得受益很大。”韦迪说。　　韦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为一项政策的改变而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1973年，邓小平提出个别专业可以通过考试录取，体育、音乐和美术可以通过考试入学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确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只能走工农兵推荐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没有机会的。”韦迪说。　　1974年2月，韦迪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体育系。韦迪坦言自己的体育成绩一般，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触了专业体育知识”，而这正来自体育教研组那两位领导的帮助。　　1976年，即将毕业的韦迪成为能够留校的8人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一次，一项名为“三来三去”的政策让他未能如愿。　　“厂来厂去，村来村去，哪来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这样，22岁的韦迪再次回到母校。　　命运没有让韦迪等太久。1979年，韦迪再一次踩上了幸运的步点。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　　1977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　　在1979年研究生考试的成功者中，有25岁的韦迪。他进入沈阳体育学院，成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的日子里，让韦迪难忘的是一个长他14岁的老学兄。韦迪对其充满感激，“他帮我补完了原来的课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课程相当于没有学过。”　　1983年4月，韦迪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再一次顺利留校的韦迪没有想到，他和学校的命运会在一个月之后发生“惊天巨变”。　　5月5日，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的茶叶盒里出现了白色粉末，后经鉴定，是一种烈性毒物。　　整个学校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当天，一起轰动国际的劫机案发生了。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和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安伟建、姜洪军等人劫持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他们劫机用的武器正来自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　　韦迪回忆说，“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打破了原来沈阳体育学院论资排辈的秩序，上级选派了两个新领导来主持体院的工作，新的领导带来了全新的用人观念。”　　“5•5劫机案”当年，韦迪就被任命为体育系副主任，后又担任运动系筹备组负责人、运动系主任，成为一名双肩挑干部。　　“坦白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业务上我是喜欢的，服从组织命令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韦迪说。　　1985年，韦迪通过考试，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为期一年。韦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学，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主修体育管理。　　1986年9月，时间一到，韦迪立即回国，“没有一点留恋日本的情结”。　　最年轻的校长　　1988年，留学归来两年之后，韦迪就出任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1990年任代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991年，时任体院院长的杨俊卿离退，继任者成为焦点。当国家体委任命37岁的韦迪为沈阳体院新任院长的文件下达时，曾经在全国体育系统内引发不小的轰动。因为韦迪成为体育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国家体委直属六大院校最年轻的校长。　　韦迪的仕途人生从此正式开始。　　升任院长不久的韦迪，又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国家要求院校办出特色。　　韦迪为沈阳体育学院选择的是冰雪项目。“我们地处东北，有自然条件，要为国家的竞技体育做出贡献。”　　读研究生使他拥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训练理念，出国留学的经历又给了他先进的管理方法。第八届冬运会，沈阳体育学院在总共才有70多个运动员的情况下，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八一队并列第一的成绩。　　沈阳体育学院万怀玉教授曾经与韦迪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韦迪这个人，是学者型的领导，我对他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思路特别开阔，敢于创新。”　　“不知天高地厚”　　1997年3月，韦迪离开沈阳体育学院，来到北京，出任国家体育总局举重竞技中心主任。　　离开沈阳的时候，韦迪心中充满抱负，“从一个局部工作到面对全国，这是历史给我提供的一个可能。”　　在他率队出征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占旭刚一举夺魁，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男子举重史上唯一卫冕成功的奥运冠军。同时，中国女子举重队更是包揽所有金牌，成为举重界“梦之队”。　　2001年3月，韦迪被调任至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主任。任命下来之后，韦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时间跑去新华书店，买了三本水上项目教练员的岗位培训教材。　　2002年，韦迪就在体育总局内部喊出了“一定要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这个目标“基本上没人信”，韦迪也被人笑称“不知天高地厚”。　　韦迪有着自己的见解，“从沈阳体院到重竞技中心，我从来都没有犯过决策上的错误，这让我非常自信。我选择的不是不着边际的目标，是翘翘脚、努努力就能够达到的，我的手里已经有了三到四个冲金点。”　　后来，“基本没人信”的目标成为现实。2004年雅典奥运会，孟关良和杨文军为中国水上项目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上项目更是豪夺3块金牌。　　对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韦迪喊出了更加“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标：夺取6金，金牌奖牌全面超越北京奥运会。　　只不过，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后，他便没有机会再去证明自己了。　　临危受命　　2010年1月19日早上一上班，韦迪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要见他。刘鹏见到韦迪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足球面对困难了”。　　彼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中国足球因赌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韦迪早就知道足球圈内不干净。来到体育总局之后，他知道了这潭浑水的力量。但当刘鹏征求韦迪意见时，韦迪还是当场答应蹚这潭浑水。他有着自己的理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下，我没有理由对组织说不。”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骂声中离开。”韦迪说。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