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桃_人物关注_于古胡桃画中旅行览山河之胜景

于古胡桃画中旅行览山河之胜景

判决书显示，一审时，马某杰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案发现场院落视频，以证明视频中的“白影子”马某杰没有任何运动轨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马某杰在二审中提出，公安机关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监控后未向公诉机关提交，导致对其无罪的证据没有经过法庭质证。

　　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写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古往今来，“行万里路”既是人们认识世界、修炼内心的重要方式，也为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有许多描绘真实景致的纪游山水之作。这些画作不仅为今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提供宝贵图像资料，更胡桃反映了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审美意涵等方面的演变。　　“纸寿千年，绢保八百”。我国许多早期绘画难以流传至今，但据文献可知，早在六朝时期已有表现行旅见闻或场景的绘画。比如，南朝宋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曾“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并由此提出于画中“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美学理念。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则是现存较早描绘古人游山玩水之乐的画作。画中山清水秀、风和日丽，人们在山水间或骑马、或步行、或泛舟，其恬淡闲适之境令人神往。　　北宋时期，山水画创作整体处在由地域山川向理想山水转型的阶段，李成、范宽等人笔下的山水成为理想山水的典型样貌，其主题往往和行旅有关，像李成《读碑窠石图》、范宽《溪山行旅图》等。这类绘画中，常出现在山路上骑驴、驾马或挑担步行的人物形象，有时还有驮着货物的成队骡马或牛车跟在其后；山间则有供人休憩的茶馆、茅屋、亭台水榭等建筑形象配套出现。不过，这些形象大多是大山大水间的点景。仔细体味，宋人笔下的行旅与今天的“旅游”不尽相同，画中人物出行的主要目的往往并非游山玩水，或许只是因为生活需要而踏上远行之路。　　用画笔记录旅行见闻，不仅是当代画家的乐事，也为部分古代画家所热衷。譬如，作为“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就喜绘山川胜景，特别是对观察和表现家乡浙江的山水充满热情，他的《太白山图》描绘的就是宁波太白山。全卷的展开顺序同行旅顺序一致，画家细致表现了从山中前往天童寺的沿途景致。明初画家王履基于自身的访游经历绘制了《华山图》册。三天的攀爬，历经险绝，让王履对华山，对天地自然，对山水传统和笔墨有了颠覆性的新认识。整套册页以水墨表现为主，略施赭石、花青。山体多使用小斧劈皴，体现了山石之坚硬，树木用笔虽简但显示出挺秀之姿。这套册页着重表现了华山之险峻，并为后世“纪游图”的创作提供了新启示。　　明代中期以来，关于旅行的书籍、诗文、绘画数量不断增加且各具特色。其中，吴门画派尤爱描绘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胜景。例如，沈周《千人石夜游图》、钱穀《虎丘前山图》等作品表现了虎丘风光；文伯仁《泛太湖图》、张宏《栖霞山图》等作品亦为画家遍览美景后所绘。“纪游图”在吴门画派画家笔下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画家的个人旅行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密不可分。　　清代，地方画派更加活跃，各地画家以本地胜景为题材的创作层出不穷。像今天的旅游热门目的地黄山，在清代绘画中多有表现。“新安画派”不少画家喜爱描绘黄山，他们的作品多是画家在亲身游历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力完成的佳作。除了安徽地区外，江苏南京的画家也常“咏景纪游”。“金陵八家”中，龚贤《清凉环翠图》、高岑《石城纪胜图》等，都描绘了南京本地胜景。“京江画派”的潘思牧、张崟、顾鹤庆等，则擅长表现家乡江苏镇江的别样景致，如张崟《京口三山图》便描绘了镇江的金山、焦山和北固山，画中墨色重叠积染，山体、树木呈现苍浑丰郁之势，对于研究“京口三山”的地理地貌具有重要价值。　　在中国的诗歌与绘画里，或者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里，山与水向来难分难舍。除了名山险川，旅行沿途所见大江大河也是古代画家的重要表现对象。比如，绘画史上有专门描绘长江的“长江图”，其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着重强调长江的宏伟气势；另一类则具有舆图特征，细致呈现长江沿线重要景观，且在旁边以小字标注具体地点，如传为五代南唐画家巨然所绘《长江万里图》等。　　透过一幅幅画作不难体会，从古至今，人们饱览大好河山的热情从未消退。以胜景纪游为主题的绘画虽不是山水画创作的主流，却以独特视角展现了古人与自然、与内心的对话。跟随古人的画笔，今人也得以开启一场跨越时空之旅。（许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