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一起对愁愁没有病毒_健康提示_订正罗孚关于六评美国白皮书的男人和女人一起对愁愁没有病毒错误叙述

订正罗孚关于六评美国白皮书的男人和女人一起对愁愁没有病毒错误叙述

在章俊看来，整个宏观政策的锚是就业，整个就业决定未来整个宏观政策、货币财政政策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罗孚先生，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人，1948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香港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罗先生因故蛰居北京十年，期间，常以男人和女人一起对愁愁没有病毒“柳苏”为笔名从事写作，给内地读者介绍了大量香港文化界的情况——绝大多数内地读者，大概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才知道了他老人家的。罗先生著述颇多，有散文，有诗词；内容包罗万象，文史掌故，花鸟虫鱼，……不过，罗先生更多的著作，是在香港出版的，内地读者一直难睹全貌。去年10月以来，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罗孚文集八种”（目前已出版六种），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已经出版的六种中，有一种是今年1月出版的《罗孚诗话》，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于199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在这次大陆版的《后记》中说：“本次出版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校正了部分讹误，删节了部分内容。”但翻开该书后，笔者发现，卷首的一篇诗话，就有讹误，而且不是一般性的，它涉及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批评美国政府白皮书——中的某些细节。　　1949年8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途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文件，史称“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有人亦称“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白皮书的序言部分，是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同年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正文则有八个部分。这份白皮书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政府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纪录和辩护书：一方面，它披露了美国侵略中国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若干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它又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　　对美国政府的这份白皮书，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白皮书发表刚刚一周，就开始给予回击，提出严正批评。这在当时以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颇大。想来在194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孚先生也该清楚，但当我读到罗孚先生的有关文字时，却不由得大吃一惊。　　《罗孚诗话》的首篇，题为《从胡乔木到乔木》，文中的主人公是“二乔”，即胡乔木（1912~1992）和乔冠华（1913~1983）。在谈到乔冠华的诗文时，罗孚先生对黄苗子在乔冠华去世后写的《逝者》诗中的“评白皮书文可读”一句，有如下解释：　　“诗中的‘评白皮书文可读’，是说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以后，《人民日报》曾经发表了九篇社论，大加批评，传诵一时，有‘九评白皮书’之称，这是五十年代的事。（后来六十年代又有‘九评修正主义’之作，又是九！）九篇文章，两篇是毛泽东亲自执笔的（见于《毛选》五卷），而其余七篇，据说就都是出自乔冠华之手，真是传世的大作！”（该书第8页）　　笔者不知道黄苗子先生的《逝者》诗最初发表于何处（甚至是否公开发表过），更不知道黄老对他的“评白皮书文可读”一句有无注解，但完全可以断定，罗孚先生的这一解释，真是错讹甚多！　　其一，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批评，是在白皮书发表的1949年8月当月就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而不是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亲自执笔的批评白皮书的文章，见于《毛选》第四卷，并不在第五卷中（第五卷收入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的著作）。顺便说一下，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它们是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出现的（罗文易使读者误以为是《人民日报》社论）。　　其二，中国共产党当时批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只有“六评”，而不是“九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一书有如下记载：1949年，“8月12日、14日、18日、28日、30日、9月16日，新华社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六篇社论，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见该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3月修订本，第143~144页）因此，把批评白皮书的文章，硬凑成与后来中苏论战中“九评”相等的篇数，反过来又惊异于这种“巧合”，这是毫无根据的。　　其三，毛泽东亲自执笔的批评白皮书的文章，不是两篇，而是五篇，这就是《毛选》第四卷的最后五篇文章，按发表顺序依次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8月30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9月16日）。　　其四，“六评”中，另一篇不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其作者不是乔冠华，而是“二乔”中的另一位：胡乔木。该文实际上是“六评”中的第一篇，是新华社1949年8月12日发表的，后来收入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但在收入时，将发表时间误注为8月21日）。　　中共党内的“二乔”，都是才子。乔冠华的文章，确以国际评论见长，最著名的，当属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这都是后来整理出版的集子），中国共产党1949年八九月间的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从广义上说，当然也属国际评论——在这方面，总的看，胡与乔相比，并不是高手，他写的这类文章也没有乔的多，但是，“六评”美国白皮书的作者之一，又的确是胡乔木，而不是乔冠华。罗孚先生所谓批评白皮书的“其余七篇，据说就都是出自乔冠华之手”，当是无稽之谈。　　拙作到此本可以打住，但看到收入《罗孚诗话》的《从胡乔木到乔木》一文末尾，注明写作时间是1985年12月——我很纳闷，26年了，罗先生关于当年评美国白皮书文章的这一讹误，怎么就无人发现呢？如果有人已经发现，那么，内地版的有关编者，为什么不按罗先生的“委托”，对它进行一番修订呢？王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