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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李哲寅：一次触及灵魂的read[长弓燧龙]深谈

对于高空抛物的法律认定，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主任吴俊律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我国《刑法》和《民法典》，高空抛物的行为和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有具体规定的，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我生于1926年，read[长弓燧龙]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群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学运空前广泛，激烈频繁。1946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考取国立暨南大学。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五二〇惨案。21日，上海102所大中学校成立五二〇惨案后援会。23至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举行大罢课。五二〇惨案后，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60多个大中城市。于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始加紧迫害和镇压，在上海调动一万多军警力量，开列2000多人的黑名单，着手大规模搜捕。我们学校当时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北有暨大，南有交大”，是上海学生运动中一直走在前面的两所学校。　　1947年5月2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首先向这两所学校开刀。那天清晨，3000多名军警包围暨大校园，逮捕了68人，其中我们青云路的新生宿舍逮捕4人。我和同室的仰文渊两人也被捕了。这次被捕对我来说，却是一次革命斗争的锻炼。我先被押送到闸北警察分局，后被红色警备车转至蓬莱路上的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走进那“回”字形的牢房，关着的都是学生，不是交大的就是暨大的。看到我们进去，就高喊：“暨大好，暨大妙，暨大暨大呱呱叫！”接着齐声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互相激励，无所顾忌。我们很多人都只关了一天就被放出来了。大逮捕之后，暨南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实行大批开除。在这种形势下，我曾想离开这所学校。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李元勋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参加学生运动。经过两天的考虑，我接受了意见，放弃了去北京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　　两个多月以后，李元勋与我又作了一次深谈。那时，他已被迫离校，但还没有离开上海。他约我在复兴公园喷水池边见面。这次谈话，开门见山与我谈入党问题。他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今天也是告别，谈这个问题可能只是开个头。革命斗争的需要，党要把具备入党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但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人，并不等于可以入党。要参加共产党，还必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换句话说，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这里有一个人生观问题：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共产党员必须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他接着问我：“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党组织根据你的表现，现在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你认真考虑后，给我一个答复。你考虑成熟后，会有别人来和你联系的。”我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希望给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这是一次触及灵魂的深谈。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思想斗争，认真地思考了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最后我作出决定，继续留下来斗争。　　接着，与我联系的是王昭临同学。他和李元勋就成为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组织批准以后，1948年元旦举行了入党宣誓。领我宣誓的是费志融同志，他是暨大地下党在五月运动中遭到敌人破坏后重新派到暨大来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在虹口公园僻静处坐定后，他开始谈话，把入党誓词作了详细的解释。结合斗争和思想实际，讲得深刻而生动，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这是我听到的一次最好的党课，印象十分深刻，至今难忘。我开始懂得应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从此，我就在费志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1948年7月。这是我入党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第一个半年，耳濡目染，得益良多，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