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太舒服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新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太舒服了方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思路新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太舒服了方法

2017年1月，涂碧波任常德市副市长。2020年3月，他担任常德市委常委、副市长。2020年10月，涂碧波辞去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作者：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太舒服了马克垚（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刘光临的《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一书从原来的英文译为中文出版，很愿意写几句话，表示祝贺，同时也略作介绍。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刘光临本来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后来转到我们世界史专业，说要学习世界史的一些方法，以研究中国史。我当时也尝试着研究世界中世纪的农业经济，但并没有什么方法，只是设法了解西方的一些经济史的理论、思路而已。提出学习方法这个问题，表明他在求学过程中，已经先声夺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改造和推进我国史学的问题，其后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胡适诸名家，都在这方面有所发明创造，中国的史学已经大有进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习苏联史学成为风尚，应该说也有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更大量涌入国内，流派纷呈，目不暇接。那么，光临这时提出的学习世界史的方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此书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要深入其中，融会贯通，了解它们的长处与短处，结合自己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其成果，也扬弃其不足，用实证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以成一家之言。　　此书首先是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经济史的理论。西方经济史理论，主要是古典的斯密型成长理论，亚当·斯密根据他当时所处欧洲、主要是英国情况，认为经济成长的动力就是工业化、经济增长、市场扩张，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生产力增长上；另外一种就是马尔萨斯主义，主张经济成长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口，人口增加导致农业生产上升，但人口上升到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土地供应不足以养活上升的人口，于是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减少，经济倒退。经过一段调整，人口又复上升，经济又复增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论，则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应该归功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就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上述这些理论，大都可以推衍出商品经济的较早发展导致西方实现工业化，而古代东方各国自然经济长期统治，缺乏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落后，沦为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后来日本学者提倡唐宋变革论，主张唐宋之际，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向近代。伊懋可则更进一步说宋代已经有五大革命变革，不过却陷入高技术平衡陷阱，无法继续前进。最近的加州学派，认为直到18世纪，中国江南地区和西欧相比，在市场发展、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都不相上下。这时双方在发展中都遇到资源紧张、生态退化的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大量的煤炭提供了生产资源，而新大陆的资源更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西欧才阔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作者对这些理论、方法，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书的理论框架。　　此书虽然名称上是“市场经济”，但是时间包括1000～1500年，所以他的框架是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各方面的不同之处。其市场经济理论，一共包括五个方面：一，人口增长；二，商业化程度；三，税收结构；四，人均GDP；五，农业生产力。作者用这五个方面来考量市场经济的水平，核心是要对比宋代和明初，由于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造成的这几方面的不同情况。而且理论框架中每一项目，都有扎实的经济数字为后盾。这些数字，都是经过仔细审查、推算出的，对引用的别人的数字，也经过自己的详细校核或改正。　　作者认为不是人口增长促使农业生产力提高，而是市场的作用，因为宋代农民可以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当时地权确立，农民对市场的信息也相当灵通，所以农民的生产兴趣很高，不断设法提高生产水平，同时从事各种副业、工商业生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宋代长江下游地区，亩产稻米可达266斤，而清代的1800年，亩产稻米为255～375斤。即宋代已经达到六百年之后清代的水平，这时世界上是西欧国家生产力大踏步前进，走向工业化的时期了。他还估计，980到1195年，人口从6418500户增加到19526273户，达到三倍增长。人口的增长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这期间粮食增加，足以供应三倍人口。其中2/3来自耕地面积增加，1/3来自亩产量的增加。这样就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驳倒了。　　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宋代的工资比去市场化的明代要高出很多。他用军人的工资作为估算标准，算出北宋军人工资是每月3百公升粮，南宋因为兵士数量增加，下降为每月100～200公升。可是1125年之前，宋代军人工资比明代军人工资高1~2.5倍，1125年之后，仍然高50%~80%。光临更从人均GDP和国民收入来估算宋和明的不同。宋代的1080年，人均GDP合7.5石（粮），折合银7.5两，国民收入为6亿7千3百万两白银；而去货币化的明代的1400年，人均GDP为3.8石（粮），折合银仅为0.73~0.95两，国民收入则为8千1百万两，只是1080年的12%。　　作者特别比较了宋、明两代税收的不同，以说明商品经济和管制经济之不同。中国古代国家长期征收人头税，把人口控制在土地上，以征收实物和劳役，这样控制户籍是第一要务。检刮户口，大索貌阅，是常用的手段。所以不允许人民自由流动。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主要是流通税，人头税很少，而且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无地农民）不纳税，主户按地产多寡纳税，数量也不大。他计算出的宋代1077年土地税收入为20213万贯，占税收总数的32.2%；而间接税（包括各种流通税、工商业税）为42484万贯，占比为67.7%。即国家税收主要依靠间接税。到了明代，朱元璋又把税收放在人头税上，主要收入是土地税，劳役（无偿征发），即使非农业户的税，也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　　作者计算出宋、明两代长途贸易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宋代1077年，长途贸易额为1亿贯，而国民收入为6亿6千2百万贯，占比为15.1%；而明代1381年，长途贸易额为6670000～8580000贯，国民收入为1亿4千万～2亿3千万贯，占比为2.9%～6.1%。这反映了明代长途贸易的衰落。他还估算出，1077年国内贸易额为1亿两银，而1381年，跌落到只有5.3百万～8.58百万两银，为1077年的5%～10%。这些也都折射了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　　作者还分析了造成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原因，宋代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保证货币充足供应，保护私有财产，法律保证契约的执行，大力促进外贸发展，财政方面也货币化，政府大量实行货币采购和和雇政策。而明初去货币化、去商业化，倒退向一切都以农业为中心，国家几乎所有工作，都以征发无偿劳役完成，农民要向不同的地方交纳各种实物，自行运输；而军人在驻屯地进行生产，自给自足，断绝了所有的流通。结果是生产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中国的发展大为落后。我觉得，这方面的分析还可以更进一步，宋代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大臣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皇帝了解到这些意见后，就会实施合乎实际的政策。这是当时能够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推行专制统治，对经济严格控制，重农抑商，他按照自己的设想管理国家，独断专行，主观上也许是想为农民谋幸福，结果却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此书围绕着对比市场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不同情况，论述了宋代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经济史的论述中，开辟出一个新思路、新方法，为此略作介绍。我的专业是世界史，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所以介绍可能不全面，不准确。此书英文版早已发行。现在译成中文出版，便于让国内更多治中国史、中国经济史同人阅读，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共同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是为序。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8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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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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