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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使用体验颇具有代表性——“这玩意儿，全方位吊打各种电竞椅！坐着舒适，能电动行驶，还能放平当床用，送小桌板，送防褥疮垫，送电动按摩坐垫，性价比极高。坚固耐用，质保超长，便于维修，可以用很多年。”

　　尹敏志在《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安徽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打开扇贝就可以吃火腿肠，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邵建在《晚清出洋中国人对西方女性的认知——以同光新政出洋人士日记为中心》（《学术月刊》202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外交官为代表的出洋士人，成为那个时代最早一批亲历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出洋士人留存日记中，有大量描写、议论甚至评价西方女性的文字，除了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迥异之外，西方女性的婚恋方式、家庭地位、教育程度、参与社会活动以及从事职业等方面与中国女性相比都有很大差异。这些观点和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洋中国人心目中对西方女性形象的认知。对西方女性的认知形成及其变化过程，伴随着晚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尽管其中存在相对普遍的认知偏差甚至误读，但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方之间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不同，反映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齐文娥、周松芳在《历代贡荔新论》（《学术研究》202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荔枝进贡始于汉，迄于清，在各主要朝代绵延不绝。然今人所论，集矢于唐，争议于贡由巴蜀还是岭南。其实放宽视界，发掘新材料，则争议自息。汉初开始由岭南进贡干荔，至清犹存，后加入闽地；汉和帝开始由岭南进贡鲜荔，也绵延至清，后加入闽地，唯在清代则有盆栽鲜荔枝与蜜渍荔枝之别。贡荔自嘉庆渐减，至道光九年下旨停供盆栽鲜荔，唯余少量蜜渍荔枝以备祭礼等需要，延续千余年的贡荔史渐告终结。与官方贡荔并行的，则是贾人市荔，即贾人由产地采购运至北方都市销售。资料表明唐采购自蜀，宋则自闽；鸦片战争后，蒸汽动力船引入中国，则粤闽之鲜荔得以大行于都市。利用新发掘的史料系统梳理贡荔的历史及其变迁，对农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8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