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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个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的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为成功举办一届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风采、展现巴蜀韵味的大运会，经过了长时间精心筹备，力求在场馆设施、竞赛组织、服务保障等方面达到国际标准，做到世界一流。国际体育组织和官员对成都的筹备工作大加赞赏，认为成都已准备好举办一届伟大的赛事。

　　尤金·法玛在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说：“如果有效金融市场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市场每隔3000年才有一次5倍标准差的涨幅或者跌幅反差婊吃瓜黑料热门网曝，而实际情况却是每隔3—4年就出现一次。”　　在周洛华看来，金融学简直是在被时间追着打脸：用新的数学方法解释一个现象，打上一个新补丁，创造一个新模型，然而很快，新模型又创造了一批新的受害者。　　费雪·布莱克临死前说的话，点醒了周洛华——“金融学应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他跳出模型的框架，转而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时间——身边风险和远方机会的组合。他的新著《时间游戏》，接续之前的《货币起源》《市场本质》和《估值原理》，继续以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为指导，在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也建筑起了属于周洛华自己的“哲学金融”体系。　　周洛华说自己有点“野”，是“野生”的金融学研究者。两个“野”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彼此又有联系。　　为什么会“野”？他说是因为祖父周谷城的溺爱，整整24年的溺爱。祖父说，孟子讲的，溺爱一个人，才能教育这个人。周洛华后来读孟子，反复地读，始终没有读到这句话。“他是个温和的老头。”周洛华对记者说。　　2小时的专访中，只此一次，他提到了祖父，很简短。其余时间，周洛华都在讲故事——讲他听到的故事，讲他做研究的故事，讲他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有时候是故事，有时候是事故。　　故事1.院长“翻车”　　《时间游戏》在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我试图打通各条崎岖小路，为生活中各种真实的场景建立丰富的多学科索引。我不试图寻找普遍规律或构建估值模型。伊曼纽尔·德尔曼在他的回忆录《宽客人生》里说，在资本市场发明一个新模型其实不是让你去给股票定价的，而是让你去给想买卖股票的客户报价的。我在这本书里建立了一个类似报价系统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经济现象的同时，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　　这本书没有任何理论，没有任何模型，没有任何分析，也没有找出任何现象背后的本质，仅仅就是建立了各种经济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些现象在金融学领域，有些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还有些在口口相传的田野调查和风言风语中。我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将其视为一场全社会参与的集体游戏。　　其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和投资银行家们的信条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看出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认识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内，各概念都“物归原处”，各事物都“井井有条”，相互之间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投资银行则强调建立一个报价体系，从而在不同期限和不同品种的各类别资产之间建立联系。在这个报价体系之内，不可能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　　有效金融市场没有无风险套利机会，这就消灭了我们身边的机会，让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否则，人们就会热衷于走捷径、赚快钱，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浮夸和奢靡，并给未来埋下隐患。公平社会为大家创造一个“远方和未来有机会”的念头，让人感觉未来值得期待，值得奋斗，值得创造；反之，社会就会充斥内卷和哀怨，最终走向衰退。　　当然，金融学界同仁会因为我这四个“没有”而感到惋惜，我却因此而感到自豪。　　我曾担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每年要参加学院组织的招聘新教师的面试。2013年，我在面试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应聘者时，问了一个有关指数波动率如何产生的问题。她惊呆了，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回答：“周院长，您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某某去年发在JFE上的论文您没有看过吗？”某某是她脱口而出的一个名字，而我从没听说过，只记住了结尾好像是“斯基”，也可能是“诺夫”。那一瞬间，我尴尬极了；她也很尴尬，大概是怕我记恨她，给她打低分。其实，那天我给她打了高分，因为她值得这个高分。　　那场面试简直是对我学术生涯的“公开处决”，它让我明白了，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已经被淘汰了。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那年我才41岁。那一刻，我下决心辞职离开。体制不应该是中年人掩盖自己无知的地方，更不应该是压制年轻人的地方，而应该是年轻人展示聪明才智的地方。应该让那些比我能干得多的年轻人，走上重要岗位，去推动国内金融学的进步，去教育下一代学子。我占着岗位就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包括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我离开体制并不是认输和逃跑，而是主动转移到“敌人”后方，去开辟第二战场。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释了困扰金融学界多年的“波动率的微笑”现象。波动率是数学家们看待交易时间的方式。但是，数学家们没有发现时间是由“身边的危险”和“远方的机会”按照不同比例构成的。机会和危险在不同时间段会此消彼长，因此，时间才会体现出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游戏》就是我的反攻宣言。　　债务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问题。债务不是我们欠银行的钱，而是我们欠未来的时间，一定要在未来创造出更多新机会，这样债务就会被化解。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不能靠省吃俭用、量入为出和通货紧缩来省钱还债，而要靠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机会来创造新财富。　　故事2.高手“过招”　　说起来是22年前的事了。当时被视为华人研究金融的第一人王江，来达特茅斯应聘正教授，他是学物理出身的，数学极好，模型做得非常漂亮。我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去旁听，感受他演讲时的激情澎湃。他讲完之后，一个老头突然站了起来。他就是迪克·鲍尔，一个和默顿·米勒同时代、同样功成名就的人，一个被大家认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的人。他对王江说：“你的模型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你在两个结果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而你自己却没有看出来。”这简直就是上来打脸。于是，两个人开始辩论，整整辩论了20分钟。我在达特茅斯学院学到了很多，但这是让我的学术水平提升最快的20分钟。迪克·鲍尔不跟王江讨论模型，而是挑战模型的前提条件。　　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觉得模型是次要的，前提条件更重要。一些久经考验的模型，可能乍看之下非常简单，“数学含量”不高，但真正的含金量在于找对前提条件。　　布莱克-舒尔斯模型可以说是最有名的金融模型了，它是一种为期权或权证等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的数学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迈伦·舒尔斯与费雪·布莱克首先提出，并由罗伯特·墨顿完善。1997年迈伦·舒尔斯和罗伯特·墨顿凭借该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他俩只是提出该模型的论文的第二、第三作者，第一作者是费雪，但费雪在前一年去世了。1996年费雪临死前已经发现，这篇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前提条件是有问题的。它假设价格的变动会符合高斯分布，但在财务市场上经常出现符合统计学肥尾现象的事件，这影响模型的有效性。如何理解？就是，论文的前提是假设单位时间包含的信息量是一样的，即我的一秒钟和你的一秒钟是一样的，此时此刻的一秒钟和一年后的一秒钟是一样的，其中包含的风险和机遇是一样的。这个假设要是成立的话，波动率曲面就是水平的。而实际上波动率曲面是向下塌陷的，像黄果树瀑布。为此，费雪向第二、第三作者提出要撤回论文。当时学术圈已经在传这个模型很有可能摘得下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了，第二、第三作者自然不同意撤回。此时，费雪的学生伊曼纽尔·德尔曼劝费雪：我们不要去和他们争论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前提条件是错的，我们知道正确的波动率曲面是什么样的，那何不做成一个报价系统去售卖给客户？于是，费雪不再争论，而且很快过世了。　　迈伦·舒尔斯和罗伯特·墨顿得了诺贝尔奖后，声名大噪，他俩参与组建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全世界第一个对冲基金。但是，它使用的模型，如我们刚才所说，在数据统计过程中，一些概率很小的事件常常被忽略，因而埋下隐患——一旦小概率事件发生，其投资系统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这样的事故出现了几次，而最终导致LTCM崩盘的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LTCM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券和美国政府债券之间利率相差过大，它预测，发展中国家债券利率将逐渐恢复稳定，二者之间差距会缩小。但国际石油价格的下滑，导致俄罗斯国内经济不断恶化，俄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停止国债交易，投资者纷纷从发展中市场退出，转而持有美国、德国等风险小、质量高的债券品种。LTCM做错了方向，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在2000年倒闭清算。美林证券在其年报中评论数学风险模型“或许会提供比担保更高的安全感，但可信度有限”。　　建立报价系统，而不是建立模型，德尔曼当年所说，给了我巨大的启发，推动我跳出金融学模型的框架，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时间：时间是身边风险和远方机会的组合；身边风险让我提心吊胆、兢兢业业并谨小慎微地处理眼前的事务，远方机会让我枕戈待旦、摩拳擦掌并跃跃欲试地准备未来的规划。这就是人类，乃至任何物种的进化规律。　　故事3.“主雄”之战　　集体游戏有一个核心内容：主雄产生的方式。因此，要研究资产价格涨跌，一定要看这群人是如何产生主雄的。　　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三位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他们分别是渡边邦夫、松泽哲郎和加纳隆至。他们三个人，把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从事灵长类动物的野外观察上了。我从他们各自的论文和著作中，归纳出三个结论。　　第一，区别灵长类动物不同群体的关键是主雄产生的方式。　　过去，我们观察一群猴子，总是力求面面俱到，从饮食起居、交配顺序、猴王争夺到这群猴子和相邻猴群的关系，等等。而我认为，这些差异都是由这群猴子产生下一任猴王的方式决定的，因为主雄产生方式决定了它们的食物分配方式、交配顺序、权力等级，以及和周围猴群的关系。　　这些方式，有打的，也有不打的；有成王败寇的，也有和平交接的。其中，靠打来争夺猴王的，也分好多种。有一对一打的，也有二对一干掉现任猴王然后再内讧的。进化程度比较高的类人猿是不打的，更多的是拉拢、遏制、恫吓和装腔作势。有野心的黑猩猩需要团结一批年轻的雄性对老主雄发起挑战。之后，新主雄要坐稳位置就需要容忍这些帮它夺取江山的年轻雄性分享一部分的食物和交配权，因此，黑猩猩的主雄是灵长类动物里面比较窝囊的，不得不迁就其他雄性。猕猴则实行一对一的死战，绝大多数小猴子坐观成败，不参与“主雄之战”，相应地，新主雄也不会给它们较多的食物和交配机会，猕猴王拥有绝对权威和绝大多数交配机会，还决定食物分配顺序。灵长类动物的一切社会化活动，都是围绕该群体主雄产生的方式展开的。　　第二，下一任主雄产生的方式必须是明确的。　　必须是每个猴子、每个猩猩、每个人都明白主雄产生的机制。希腊语中的政治一词的意思就是“参与”。古罗马甚至有法律规定，一旦发生政变，每个罗马公民都必须参与，无论立场如何，都必须表态。如果群体对于下一任主雄怎么产生是一知半解的，是道听途说的，是云里雾里的，是与我无关的，那这个群体就很有可能会陷入野心家的手里。下一任主雄产生机制不明确的地方，当现任主雄进入晚年，社会往往会发生动荡。　　第三，下一任主雄的具体“猴选”必须是模糊的。　　日本猕猴群有“152现象”。在野外，人们从来没有观察到超过152只猴子的群体。猴群一旦到了这个规模，就会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群体，各自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猴群分裂之前，猴群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继承人——另一只强壮、漂亮、灵活的年轻公猴。这只公猴的领袖魅力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包括人类观察者在内，大家都预期它将接替猴王宝座。于是，等不到新老猴王交替，群体就分裂了。也就是说，主雄在任（在世）期间，群内不能出现明显的继承者。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群体的分裂、混乱、焦虑、被迫的选边站队、个体的情绪失控和普遍的无所适从。　　金融哲学三部曲分别对应了金融学的三个细分领域：货币银行、资本市场和资产估值。时间游戏是基于《估值原理》里面的估值游戏论发展而来的，解释了困扰我多年的波动率曲面变形的问题。如果把《货币起源》《市场本质》和《估值原理》分别看成“机械原理”“交通规则”和“旅游指南”的话，《时间游戏》就是我的有关投资这场游戏的“玩家攻略”。　　我对年轻人没有建议。因为，那些经常给我投资建议的人，投资回报不如我高；那些投资回报比我高的人，从不给我投资建议。　　如果一定要我提建议，我建议年轻人到“前线”去——投入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中。此外，重要的不是读书，而是，总能问出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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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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