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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硕：我认为亚洲的回归是必然的。正如我在《亚洲的21世纪》一书中解释的那样，亚洲的回归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在过去2000年里有180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北美的腾飞其实只是近200年的事情。可以说，过去200年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偏差，而所有的偏差都会自然结束。这就是为什么亚洲的回归是完全正常的。

　　11月23日电日本新华侨报网近日刊发对日本中国战略咨询公司CastConsulting株式会社社长徐向东的采访。很多留学生因为是名校毕业，眼高手低，稍有不顺就想跳槽。我觉得应该放下名校的架子，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认真勤奋永远是成功的前提条件。他也提醒留学生们不要拘泥于日本市场，多把摸岳的䞬明三角内裤眼光放回国内，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章摘录如下：　　人物介绍：徐向东，中国辽宁省大连人。来日前曾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立教大学经营研究科博士。中央大学、专修大学兼任讲师。中国战略咨询公司CastConsulting株式会社社长。著书《向中国人销售的时代》(日文书名：《中国人に売り時代》)。　　《日本新华侨报》：您好，徐社长。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首先能介绍一下您自己么？　　徐向东：好的，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我在国内大学里学的也是日语，198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硕士，那时候的专业换成经济，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就留校当讲师了。后来我申请到了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来日本念博士，当时去的是立教大学，在立教大学我拿到了经营学博士学位。　　《日本新华侨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开公司创业呢？　　徐向东：那个时候非但没有想过会自己创业，连进公司就职的想法都没有。因为既然读到博士年龄也大了，在公司的定位也很难，研究的东西也就浪费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去一个大学当学者。　　《日本新华侨报》：没错，日本大学博士学位非常难拿，尤其文科，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再去就职是有点可惜。　　徐向东：是的，我当年刚刚进入立教大学的时候，学校只设置了论文博士学位没有课程博士学位。当我读到第四年的时候学校有了课程博士学位的评审，第一个拿到经营学课程博士学位的是一个韩国人，我一看终于可以拿博士学位了赶快写出了论文，第二年我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博士学位，也是立教大学第一个拿到经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本报注：所谓“论文博士”，就是通过发表论文，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申请论文博士。在日本，一流大学，如东京大学的论文博士要有5篇以上申请者本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日本新华侨报》：那您后来为什么自己又创业了呢？　　徐向东：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曲折了，在我博士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有个就职的机会——我可以到日本某大学当讲师了。但是当时比较犹豫，因为这个大学离东京比较远，我在东京呆惯了还是想留在东京的大学里任教。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日本的研究都和中国相关的内容，而我的导师每年也会安排大量的时间到中国做调研，这期间，我也跟随着老师在中日两国之间跑。中国市场成长之快给我印象很深。但是，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发达的网络，我担心如果到地方大学去任教，信息来源就没有在东京这么方便，渐渐地就会失去和中国的联系，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这份教职的机会。　　放弃了这份教职机会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能够在东京的大学里找到教员的工作，因为东京竞争比较激烈，直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都没有定下去向，而这个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的工作也因为我离开的时间太长而辞掉了。当时想一想再拘泥于东京内的大学教员的工作有点难，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日本经济新闻社下属的一个咨询公司就职。　　进了这家公司之后我发现日本公司有一个通病，就是新人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才能进入到真正的工作状态。比如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和日本企业接触，大学里又一直调查中国市场，对我来说一进公司就可以胜任中国市场的调查工作。但是公司却要按部就班——新人一定要按照公司陈旧的人事系统的程序才能接触到真正的工作。　　不过我比较幸运，我进公司的时候，刚刚好来开日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的序幕，企业需要对中国市场进行各种调查。我开始工作没有多久，公司就接到一个对中国市场调查的大案例。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项目，我自告奋勇接手了这个项目，利用自己以前的关系和各种知识完成得很圆满，公司和客户都很满意。　　《日本新华侨报》：看来您分析中国市场一定有独到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徐向东：我觉得分析中国市场不能光从经济经营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分析。想开拓中国市需要分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等。所以我着重调查和收集了社会方面的资料，也许就是因为这方面让客户很满意吧。也是从这个案例之后，我们公司对中国调查的案件开始多了起来，我的工作越来越多，但也感到很强烈的危机感。　　《日本新华侨报》：这种危机感是怎样的呢？　　徐向东：我们在中国没有分公司，所有的调研项目都是要委托给中国当地公司做的。中国公司完成的工作比较粗糙，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原始，需要我们加工之后做成精致的报告交给客户。但是中国公司非常有学习和钻研精神，他们的报告越来越完善，需要我们加工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总有一天会甩开我们而直接与日本客户联系。如果我们想保住自己的客户，我们就必须去中国开设分公司，自己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当时我向公司建议应该去中国开设分公司，公司上层虽然原则上赞同我的建议，但是公司内部阻力很大，日本员工都不希望公司迈出这一步，这让我感到难以接受。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家以法律咨询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希望我过去当下属咨询公司的社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1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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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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